想想看，那是个什么样的年纪？半大不小的，眼睛里装着对新鲜事儿的渴望，也装着对枯燥乏味的本能抗拒。突然，一张清单甩在你面前，上面赫然印着几个名字，个个都像顶着光环——或者说，像顶着镣铐。鲁迅先生的《朝花夕拾》，啊呀，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儿，什么藤野先生啦，范爱农啦，还有那棵神秘的“社戏”里的皂荚树，得掰开揉碎了去品，去记。那时候，哪有那么大的心力去感受字里行间那份深沉的情意？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后面跟着的填空、选择、简答。
再有，那几部压舱石一样的古典名著。《西游记》，小时候看动画片，看小人书，热闹得很。可真捧起原著，动辄几十万字，密密麻麻的繁体字（或者影印版的），一下子就把那份热闹稀释了。那些妖怪的名字，那些打斗的细节，那些“心猿”和“意马”的说法，全得硬生生往脑子里塞。《水浒传》？一百零八将，绰号比名字还多还怪，梁山上的那些事儿，忠义不分，有时候看得一头雾水。为了考试，你得知道谁是谁，谁干了什么惊天动地（或者鸡毛蒜皮）的事儿。《红楼梦》？别逗了，初三就《红楼梦》？课标里是节选吧？或者只是提一嘴，让你知道有这么回事儿，有这么一部写大家族兴衰、写儿女情长的书。可真要体会其中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的况味，哪个初三的孩子能领会？那得是阅历磨出来的。
外国文学呢？《海底两万里》？儒勒·凡尔纳？冒险，想象力， Nautilus号潜艇。这倒是挺吸引人的，可放在一堆要求你背诵主旨、分析人物性格的古文、现当代文里，它就像个有点儿“跑偏”的存在。读起来轻松，但考试好像不太会考潜艇的构造，更多的是问你尼摩船长是个怎样的人，他为什么要那样？
那时候，我们的阅读状态，坦白讲，常常是功利性大于趣味性。书是媒介，目的是分数。你看班里那些尖子生，能把原著读得滚瓜烂烂熟吗？或许有，但更多的，是盯着配套的练习册，听着老师划重点，再对照着各种版本的“导读”、“精讲”。读完了，合上书，脑子里留下的是一堆等着被提取的知识点，而不是某个情节带来的震撼，某个句子激发的思考，或者某个角色的命运引发的同情。
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完全没有这个“必须”的推动力，我们中的多少人，在那个人生阶段，会主动去翻开这些书呢？它们就像是给我们的精神世界打了个桩， भले当时没觉得有多了不起，可那些故事、那些人物、那些语言，潜移默化地就扎根了。很多年以后，当你偶然再提起某个名字，或者看到某个典故，脑子里会闪过一丝联结，哦，这我知道，这是当年初三读的。虽然当时的理解可能很浅薄，但那个“知道”本身，就是一种积累，一种传承。
所以，这套必读书目，它不是完美的。它带着应试教育的烙印，带着时代选择的局限性。它让一些孩子对阅读产生了厌倦甚至抵触，因为它把本来应该是享受的事情，变成了一项任务。但同时，它也为那些没有其他接触经典渠道的孩子，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文化入口。就像一扇门，推开门，你看到了里面的世界，虽然是被要求着进去的，但至少，你看到了。
我总觉得，我们应该教孩子们，如何去读这些书，而不仅仅是读什么。如何带着自己的疑问去读，如何去跟书里的人物对话，如何把书里的世界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。那份必读书目，它应该是起点，而不是终点。它引我们入门，但真正的阅读之旅，是出了校门，出了考场，在你人生的漫长岁月里，自己去探索，去发现，去和那些真正触动你灵魂的书不期而遇。那些不带着“必须”光环，只因你真心喜欢而捧起的书，才是你真正属于你的精神财富。而初三的那几本，或许只是一个引子，一个让你知道，在浩瀚的书海里，有那么一些值得一瞥的灯塔，它们在那里，等你有一天，能以更成熟的姿态，更自由的心灵，再次靠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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